传统道德产生于人类长期的道德生活的实践，在聚族而居的中国古代社会，人们最常遇到的伦理关系就是血亲关系。“亲亲”——爱自己的家人、族人，一直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要求。相传在尧舜时代，就有了“五教”，即用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”的“孝慈”观念教化人民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伦理学家对“孝慈”等人伦道德进行了详细的研究，尤其是孔子建构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，他以知、仁、勇为三达德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“礼、孝、悌、忠、恕、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慧、温、良、俭、让、诚、敬、慈、刚、毅、直、克己、中庸”等一系列德目。在这些德目中，又以“仁”为最高原则。孟子继承孔子，首次提出道德的序列，“孝悌忠信”为初步的道德，“仁义礼智” 是主要道德原则，“五伦”——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是“仁义礼智”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应用，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五种规范，即君仁臣忠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义父顺、朋友有信。
除了儒家之外，其余各家也提出了一些类似的道德主张，如墨子提出“兼爱”说，把“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”看成道德原则，认为“兼爱”可以统率惠、忠、孝、悌诸德。老子则要求回复原始的“孝慈”，他说：“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。”同时重视“俭”，“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，不敢为天下先故能器长。”管仲则提出“四维七体”，四维是礼义廉耻，七体是孝悌慈惠、恭敬忠信、中正比宜、整齐樽诎、纤啬省用、敦蠓纯固、和协辑睦。
    在中国的道德规范体系发展中，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道德规范条目，价值体系也是多元取向，十分复杂，但上述的“仁义礼智”总是主体，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。四者之中，“仁”是核心，其他诸德都是“仁”的扩展和体现，可以说，仁义礼智就是中国的四德，它与希腊“四德”——理智、正义、节制、勇敢形成对照，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精神。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正是这些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，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
中国传统美“仁爱孝悌、谦和好礼、诚信知报、精忠爱国、克己奉公、修己慎独、见利思义、勤俭廉政、笃实宽厚、勇毅力行”被当前的学者概括为十大美德。
仁爱孝悌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具特色的部分。“仁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源头，是一种共德和恒德。“仁”的核心是爱人，其根本是孝悌，孝悌是什么呢？就是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慈是爱子女，孝是爱父母，悌是兄弟互爱，都是爱亲人，所谓 “亲亲”之道。扩展开来，由家庭扩展到社会，就有所谓的“忠恕”之道，忠恕，即要求尽己为人、推己及人，其具体内容是己欲立先立人，己欲达先达人；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样，仁爱孝悌之德就由爱亲人扩展到爱他人的亲人，由爱所爱，到爱所不爱，乃至人民万物。正是基于此，中国人形成了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、“所有物类皆我伙伴”、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宽广情怀和爱洒人间的社会风尚，使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充满了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，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，以及民族的团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       “礼”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十分突出的精神。作为道德修养和文明象征的礼貌、礼节、礼让，是中华民族传统好礼美德的体现。“礼”根源于人的恭敬辞让之心，出于对长上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。所以，礼包含着谦和。谦是谦虚、谦让，所谓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，谦也是传统美德之一，表现在在荣誉、利益面前的谦让、不争，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。而和呢，表现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气，人际关系中的和睦，价值取向上的和谐。礼、谦、和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，谦和好礼亦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。
诚信，是做人的基本原则。诚，即真实无妄，乃是天道的本然，是道德的根本。荀子说：“养心莫大于诚”，中华民族的很多美德，都与此有关，如诚实做人、诚恳待人、忠诚于事业等。信，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，守信用、讲信义，是中国人共认的价值标准，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国家大事，前人均为我们树立了典范，如尾生信守女友之约，诸葛亮七擒孟获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。知报，即知恩报恩。中国人强调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长辈的提携之恩，朋友的知遇之恩，国家的培养之恩等。在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中，知报，已成为中国人道德良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更成为世俗生活中公认的美德。
    精忠爱国，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也是一种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。落实到行动中，就是要自觉报效祖国，献身于国家、民族，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，更是不惜以身殉国。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，如屈原“眷顾楚国”，自沉汨罗；陆游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；岳飞“精忠报国”；文天祥慷慨就义，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等，都是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故事，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精忠爱国精神。
    克己奉公的精神，本质上是先公后私，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。在此精神指引下，中国人历来以“廓然大公、天下为公”作为价值理想，其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弘扬，到宋代的范仲淹、明末的顾炎武分别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名言，对之作了精辟的总结，把传统的克己奉公思想推倒了最高境界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。
修己慎独，强调自主自律、自我超越，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，建设道德自我，其基本精神就是“求诸己”。孔子说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“修己”是儒家立身处世，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，《大学》云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富有民族特色的修养方法，如慎独、内省、自讼、主敬、集义、养气等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“慎独”，就是在独处时要严于律己，戒慎恐惧，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。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，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。
    见利思义，先义后利，以义制利，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，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。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，使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，它不仅形成了“生以载义”、“义以立生”的人生观，而且升华为中华民族“杀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义”的崇高道德境界。这种道德精神，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，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。
勤俭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。中国人向来以劳动自立自强，以节俭戒奢养德，形成了热爱劳动、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。这种品质在我国世代相传，成为民族的美德。先古圣贤亦有“俭以养其廉”的教训。廉，其一是要求为官之人洁身自好，一身清白两袖清风，此乃“清廉”；二是指公正，要求为政者办事公道，秉公执法，刚正不阿，不徇私情，此乃“廉正”；三是要求为官者要以义取利，此乃“廉明”；四是一般人也要取道义，去邪心，严格自我约束，孟子称之为“廉士”。
    笃实忠厚的品格，是在长期的农耕生产方式中形成的，是一种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。这种质朴务实的价值取向，形成了中华民族一项宽厚的美德。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就是说君子的胸怀应该像大地一样广厚，能够承载、长养万物。这种宽厚的胸怀是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，能够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。正因如此，中华文化的务实性和包容性，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能够脚踏实地地埋头苦干、和睦相处，从而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民族历史和不竭的活力。
    勇毅力行，这是中华民族在道德实践方面所具有德性和德行，或者说是在道德意志方面的美德。孔子以“知、仁、勇”为三达德，仁是核心，知所以知仁，勇所以行仁。孟子认为，人格修养要达到不被利益得失所动摇，就必须具有“勇”的品格，如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便是勇的体现。毅，即是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，包括在各种情况下能够遵守道德准则的毅力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这些都是以坚毅、勇毅、刚毅为基础和前提的。勇毅和力行十分不开的，只有知行合一，才能够成圣成仁。人格的完美，社会的进步，重心不在于知和言，而在于行，所谓“讷于言而敏于行，耻其言之过其行”是也。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，形成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风貌。
   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涵盖了人与自身、人与他人、人与社会三方面，作为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，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作用。在传统美德的实践中，逐步形成了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，并在价值意义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的精髓和精魂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传统美德不仅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之根，而且，现代中国的道德文明建设，必定要从传统美德中汲取基本的精神。

（赵炯荐）